庇護聖母教堂: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(2)

處死前的白多祿主教,為天主教福建宗座代牧,因1746年的禁教風波被捕,他是最早的在華殉教者。

(承上文)

        庇護聖母教堂:唐人廟與澳門禁教風雲(二) 

康熙年期的天主教傳播以耶穌會為主,大量會士受到皇帝的重用,令他們在傳教事業上形成壟斷局面。當時,其他修會也試圖在中國分一杯羹,如方濟各會(Franciscans)、奧斯定會(Augustinians)和道明會(Dominican Order),所以不少傳教士以偷渡的方式潛入中國,他們裝扮為當地人並在村落間進行傳教。可惜,各修會之間為利益互相爭鬥,又不遵守中國政府的規則,結果引發了「禮儀之爭」及其後的禁教風波。

清世宗在1723年繼位,年號為「雍正」,上任後的皇帝所面臨的首要問題,正是因禮儀之爭所引發的政治和宗教風波,而最先爆發教案的地方是福安縣。福安縣因接近台灣,道明會在西屬台灣時期以偷渡方式潛入該地,並迅速發展起來,成為道明會在中國的重要鎮地。由於沒有中國政府的批准,以及對教士蠱惑人心的憂慮,所以福安是「教案」時常發生。
1723年的教案中,閩浙總督滿保驅逐了兩位傳教的道明會士,其後各州各縣也開始驅逐大量的傳教士,拆卸所有教堂,並嚴懲信教之徒。部份傳教士藏身起來以逃過被逐的命運,而被逐的教士被遣送到廣州後,再驅趕到澳門。因澳門並非列入禁教之列,故多數教徒遠赴澳門入教。自此,澳門成為潛入中國的傳教士的必經之路。然而,經過上次禁教後,福安縣的天主教活動還是屢禁不止,更大的教案也隨之而發生,而這次禁教之火蔓延至澳門,其震撼性可謂震驚中外。
事情又發生在1746年(乾隆十一年)的福安縣,福寧鎮臣李有用發現該區天主教有死灰復燃的情況,於是向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報。經過周學健的搜查後,他發現在如此嚴厲的打壓下,傳教士以暗藏在教徒居所的暗室與地窖等地方,夜裡秘密與教徒的見面,可見他們已經為對付禁教作了長期的準備,而教徒人數竟達二千多人,情況遠比官員們想像中嚴重。
        周學健在6月間派官兵進行搜捕行動,並逮捕了數位教士和一些教徒,但未能捕捉最重要的人物——福建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)白多祿主教(San Pedro Sans y Jordá)。不過,受審者在官員的嚴刑拷打(主要是虐打及拶刑)下,人們不敢再為主教提供藏匿處,不久白多祿在630日被捕,而被捕的道明會教士共有五名。周學健無視年紀老邁的白多祿進行無情嚴刑拷打,殘酷野蠻的審判長達共一年,而周學健也如願以償從得到重要的線索。

《澳門紀略》中記載的「板樟廟僧」,即位於玫瑰聖母堂的道明會會士。(圖片來源:《澳門紀略》)
        白多祿主教指福建教區由澳門的玫瑰聖母堂(St. Dominic’s Church)管理,而其他七座教堂也分別管理其他教區,但不包括聖家辣堂(St. Clares’ Convent)及庇護聖母教堂。每年,白多祿主教都會派人把教徒名册、書信及教區所籌的550元從福安送到澳門玫瑰堂負責人,負責人會把銀子、鼻烟、葡萄酒、聖油和聖像等物品交給他們,以送回福安。教徒名册會轉交梵諦岡,而書信及籌金則由玫瑰堂保存。
        白多祿的供詞引發新一輪的禁教風波,而各地逮捕的教士都供稱來自澳門,顯示了天主教的「禍根」來自澳門。白多祿被逮三個月後,香山知縣張汝霖於926日奉高宗皇帝的諭旨,查明澳門天主教的事情,並嚴懲引誘民眾入教之人。福安教案所爆發的禁教風暴,正慢慢地在澳門形成,這次澳門難以獨善其身……


參考資料:
  • 吳志良、金國平與湯開建(2008年)。《澳門史新編(第四册)》。澳門:澳門基金會。
  • 吳志良、金國平與湯開建(2009年)。 《澳門編年史:第二卷 清前期(1644 – 1759)》 。中國: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  • 郭衛東(2009年)。《從福安到澳門:1746 – 1747年的禁教案》。《文化雜誌(第71期)》。澳門:澳門文化局。